王永利：《穿越危机》 ——世界剧变的中国选择

距离最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由美国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9年，但危机的冲击波仍然影响至今。对于危机的根源，普遍认为在于美国金融创新过度、监管体制漏洞等原因。但IMI学术委员、中国国际期货公司副董事长王永利在他的新书《穿越危机》中认为，金融危机有其更加深刻的原因，必须从上世纪“大萧条”以来上百年的历史，以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重新梳理。王永利梳理了二战后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式，以及金融格局的演变，最终全球性大危机的爆发，最重要的根源就是全球化的大发展造成的产能和流动性严重过剩。当前，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剧烈变革，“中国选择”对于走出危机、引导世界剧变至关重要。中国在新常态下结构性改革的选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开放，以及互联网金融新时代下的金融创新和监管改革，对于引导全球走出危机、在剧变中共同发展至关重要。

以下为其新书简介：

《穿越危机——世界剧变的中国选择》是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本人（指王永利，下同）一本新书的名字。这里涉及四个关键词：危机、穿越、世界剧变、中国选择（当然是基于金融视角）。

其中，危机，是指最新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即2008年9月份由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的，当时被人们看成是可以与上世纪同样是从美国爆发并蔓延全球的“大萧条”相提并论、“百年一遇”的这场金融大危机。

在2006年至2008年间，本人作为分管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的总行领导，直接负责2007年7月美国次贷危机与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工作，自然要认真探索和力求在准确把握危机根源的基础上采取准确有效的措施积极加以应对。

关于危机的根源，当时有很多说法，包括金融机构和投资人过于贪婪，标准不断降低；金融创新过度，产品结构过于复杂而不够透明；评级机构、会计和审计机构不负责任，没有充分揭示问题；金融监管不到位，监管体制有漏洞等等，主要集中于金融领域寻找原因。这些问题尽管都存在，但我深深感到，由国际金融中心的美国爆发并形成全球性大危机，一定还有其更加深刻的原因，必须从上世纪“大萧条”以来上百年的历史，以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重新梳理。

看问题的角度和视野变化，问题的原因也就随之清晰：全球性大危机的爆发，最重要的根源就是全球化的大发展造成的产能和流动性严重过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形成了以苏联和美国作为两极，东西方两大阵营尖锐对立，一小部分国家作为中间派左右观望的基本格局。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入上世纪60年代之后，东方阵营的发展势头明显被西方阵营超过，引发中间派国家纷纷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并获得了快速发展。这进一步加剧了东方阵营的矛盾和压力，其中一些国家陆续开启改革开放，特别是70年代末中国推行改革开放，为世界提供了拥有巨大潜力的劳动力、资源和消费市场，推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到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在全世界一极独大，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产能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在推动相关国家经济金融加快发展的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资本逐利本性的客观存在，也不断引发一些国家和地区 39 38636 39 15264 0 0 2748 0 0:00:14 0:00:05 0:00:09 2955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危机爆发后的救市则进一步扩大货币投放和流动性过剩。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此前最具活力和吸引力的东南亚国家经济金融造受巨大冲击，随之引发俄罗斯的债务危机，拉美国家原本就不安定的金融再次剧烈动荡，日本和欧洲经济低迷，非洲看不到希望，因此，聚集到东南亚的大规模国际资本主要转向北美，除一小部分流入加拿大外，绝大部分流入美国。流入美国的资本，除一小部分流入房地产，推动美国房地产价格进入上升通道外，绝大部分流入原本就已经过热的网络产业，结果推动网络泡沫急剧聚集，最终于2000年10 月造成纳斯达克崩盘、网络泡沫破灭。这对美国经济社会的稳定造成巨大冲击，迫使小布什政府一上台，就推出一系列法案刺激房地产发展，美联储也从2001年初开始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使网络泡沫破灭的冲击得以缓和。但祸不单行的是，2001年美国又遭受令人震惊的“9.11”恐怖袭击，使美国的反控局势陡然恶化，国际资本开始外流，美国经济再次承压，并使得全球经济发展陷入整体低迷，世界经济急需寻找新的增长点。此时的中国成为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尽管外贸出口面临巨大压力，但表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随之扩大。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尚未解除之际，1998年夏季中国又遭受重大水灾，之后经济下行、通货膨胀等压力巨大，中国也亟需寻找新的增长点。经过一段时间探索，1999年中国决定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改革，这“三大改革”推动国有资源极大地转化为资本，资本再加杠杆，带动更大规模的资金投入经济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在进入2001年（21世纪）之后，明显开始企稳回升，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在全球经济整体低迷的情况下，表现尤为抢眼。正是在世界格局变化，世界经济亟需新的增长点，世界经济发展需要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才能在长期争取之后，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WTO，刚刚进入21世纪就开启新的一轮深刻的改革开放，吸引国际资本和产能大规模流入，推动中国快速成长为新的“世界工厂”，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和新兴经济体（如“金砖国家”）的涌现，成为新世纪世界经济增长新的火车头。

但在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世界范围的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问题进一步积累、更加严重，并最终在金融资源最集中的美国引发金融危机，进而蔓延成为全球性金融大危机。

由此可见，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全球化，在于全球化大发展已经超越了原有的世界治理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与此同时，“货币脱金”（货币脱离金属本位制，其投放缺乏足够的约束）、“记账清算”（进一步引发货币跨境流通过程中的倍增效应），以及凯恩斯主义盛行下的救市和刺激行为等，都在促成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推动因素。为此，本人专门撰写了《全球化、货币脱金、记账清算与金融危机》一文加以阐述并纳入本书。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G20）很快采取了力度空前的联合救市行动，大规模投放货币、降低利率，甚至推出了打破传统的“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有效地抑制了危机的迅速恶化和巨大冲击，使新世纪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未形成上个世纪金融危机引发的那种“大萧条”。

但时过九年，在宏观政策工具潜力挖掘殆尽的情况下，全球经济仍处于“整体低迷、此起彼伏”的状态难以自拔。产能过剩（需求不足）进一步增强，资源环境的承受力更加脆弱，货币总量和社会负债大规模扩张，金融资产价格急速上涨，社会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各种社会矛盾和地缘冲突明显加强，越来越多的人深切地感受到，经济金融危机的隐患并未消除，反而可能进一步聚集为更加危险的程度，在即将迎来危机爆发十年之际，一种“金融危机十年周期”的说法不能不让人担忧。这又促使人们重新反思前期对金融危机根源的认识和对世界局势的变化的认知，反思应对危机的策略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的合理性，这就带出了很多亟待研究解决的经济金融热点和深层问题。

笔者从2010年开始就明确指出，在全球化高峰过后，在其他原因的影响没有消除的情况下，依靠传统的政策思维和应对方法，金融危机难以很快过去，世界经济不可能出现快速反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题为《世界走过头了，危机远未过去》的文章，将相关看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实践证明，这极具预见性和独到性。

笔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又明确指出，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剧烈变革。这就引出了“穿越危机”、“世界剧变”、“中国选择”的主题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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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

中国加入WTO后，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也带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推动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大大削弱了以美国为首的七国工业集团的国际影响力。

大量资本外流，加之大宗商品价格上升，迫使美国自2004年6月开始，不断地提高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2006年6月的5.25%，最终使美国住房价格在2006年底摸顶回落，大量次贷形成坏账难以收回，进而到2007年引发次贷证券危机（次贷危机），并最终引发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并向全球蔓延。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20国集团联合采取力度空前的救市运动，中国更是迅速调整宏观政策，推出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刺激计划，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并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的强势崛起，成为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重要转折点。这种变化超出了世人的想象，非常类似于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强势崛起推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状态。不同的是，现在由美国的崛起变成了中国的崛起，中国没有爆发危机，而是成功穿越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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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经济发展正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进入非常关键的转型升级调整期

中国经济自2001年加入WTO后持续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金融危机期间略有调整），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传统的发展模式也使资源消耗过大，环境破坏严重，社会负债急剧扩张，生活成本快速提高，人口增长乏力，特别是有效劳动人口自2011年开始萎缩，产能过剩日益严峻。从2011年后期开始，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经济维稳压力不断加大。可以说，进入新世纪头十年的高速发展只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结果，不可能成为可持续的发展常态。因此，中央领导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将转入“新常态”，不再追求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什么是新常态，如何转入新常态，新常态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发展模式和宏观调控等，却仍处于探索过程中。2017年国家围绕供给侧改革，在货币供应、金融监管、房地产政策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标志着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经济增长新常态正在形成。这一阶段是中国非常关键的转型升级调整期和战略选择探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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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经济将长期面临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中国则做出了自己的宏伟选择

传统经济理论和宏观政策难以解决问题，全球经济将长期面临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这迫切需要理论创新、模式创新，包括全球化新路径、新模式，以及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模式。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全球化发展受到挑战，原来积极倡导、大力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国家，转而加强投资和贸易保护，撇开既有的国际组织，重新建立区域组织和新的规则，逆全球化发展态势明显。但交换和交流，广泛的投资和贸易，全球化发展、分工合作、共享文明成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中国率先提出并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倡议，旨在构建新型全球化发展模式和路径，强调平等互利与共商共建共享，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新思维新模式，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推动IMF及其SDR改革等，可谓立意深远、意义重大。

中国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国家发展的新时代、新思想、新部署、新要求等，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要实现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的宏伟目标，中国不仅成功穿越了危机，而且做出了更加令人瞩目的新选择。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作为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也必然要围绕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的目标，重新审视和规划国家金融发展战略，并据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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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互联网时代正在形成，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冲击

‍随着宽带传输、移动通信、影像和生物识别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物联网的覆盖面和渗透率不断地加强。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广泛应用，互联网已经成为人类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设施。万事万物互联、随时随地互联的状态，以及穿透融合、集成创新、生态共享、合作共赢的格局正在加快形成。这正在对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思维和行为模式等产生极其深刻的冲击和影响，人类社会必须对互联网新时代的到来高度重视。

其中也必然会对金融产生巨大冲击，推动金融发展轨迹产生重大转变：由长期以来金融不断脱离实体经济，成为相对于实体经济专业化、独立化运行的“虚拟经济”体系，转而越来越将金融功能融入实体经济一体化、自助化、智能化运行，金融的信息交互和综合交易平台将加强，客户认知、风险控制和长尾服务能力将增强，传统的机构网点和人工操作将削弱，金融结构、金融法律和监管体系将变革。

互联网新时代的到来，中国成为最具潜力的应用场景，迎来深刻变革、加快发展、换道超车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

上述几个方面的变化，正在推动世界格局发生剧变。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中国正在崛起，21世纪应该成为中国实现超越的新世纪！

围绕穿越危机、世界剧变、中国选择的主题，笔者也先后发表了《中美两国1900年以来发展轨迹的简要比较》、《世界格局剧变，中国这边独好》等文章，并整理收入此书。

当然，本人只是一名金融工作者，所以看问题更多的还是基于金融的视角，特别是是从加快中国金融发展，增强中国金融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角度，对中国货币投放、国家外汇储备、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结构调整、金融市场发展、金融监管优化等做了很多探索和研究，甚至从传统金融机构走出来，直接从事互联网金融、期货期权和衍生品金融的实务探索等。其中，特别强调清算方式（记账清算）对货币投放、跨境流动、外汇管理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发表诸如“清算与货币”、“记账清算与货币金融”、“全球化、货币脱金、记账清算与金融危机”等很多文章讲述记账清算原理，希望能引起人们对清算方式的足够重视和对相关热点金融问题的准确认知。在2011年就发表了《巨额国家外汇储备，饱受争议，却受益非浅》，在国家还在努力应对外汇储备增长的2012年，就一再提醒必须对人民币升值一旦逆转，社会上可能出现大规模购汇造成基础货币被动收缩，外汇储备流动性紧张等高度警惕，并发表了《对国家外汇储备大扩大缩都要有效应对》。事实证明，这是非常重要的。

笔者对互联网与互联网金融高度重视并积极探索，特别是对新出现的“数字货币”高度重视，认为货币是金融的灵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旦有全新的数字货币体系形成并运行起来，势必对货币金融乃至经济社会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对数字货币，包括央行主导的数字货币必须非常谨慎和敬畏，需要认真论证、准确把握。其中特别指出，要客观理性看待虚拟币、区块链，不能盲目崇拜和拔高。旗帜鲜明地指出：货币的本质是具有价值或有价值支撑；各种网络数字币，应该定位于网络“商圈币”，并应该加强相应的监管（将比特币定位于“虚拟商品”而缺乏足够的金融监管是不合适的），重点是加强其与法定货币兑换环节的监管，必须保证兑换者的实名制以及货币兑换的原币、原账户进出限制等；在相关部门叫停ICO之前，就发文强调ICO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必须尽快加强监管；强调网络数字币只能是依附于法定货币的衍生产品，很难脱离法定货币，难以颠覆或取代法定货币体系；央行数字货币不应该是类似比特币那样全新的货币体系，而只能是现有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区块链的应用必须着力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而不能像比特币那样，完全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境，运行网络内生的资产（比特币）。而要解决现实问题，必须解决当事人的真实身份信息、货币和财富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完整性等，只有将这样的信息推送到区块链网络上，才能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实现区块链的价值。

世界格局的剧变，给中国带来难得机遇，也带来更大挑战，需要中国更加准确地做好选择，更加有效地加以应对。《穿越危机——世界剧变的中国选择》主要从金融的视角看待和阐述问题，包括的内容很多，很多问题是经济金融和社会发展的大课题或新问题，也存在很大争议，笔者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提供出来，希望能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探讨，推动对问题更加准确的认知和把握，共同为实现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编辑  韦祎 张昊轩

监制  朱霜霜 李欣怡 

来源  王永利（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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